《大尾鱸鰻》Lo不Lo On David Loman

台灣農曆新年賀歲電影繼台片連續三年成為票房冠軍後，今年由《大尾鱸鰻》接棒，再度遵循中南部票房明顯超過台北票房的這個台片勝出公式，賣座迅速超越三億，聲勢直逼五年前創造台片復甦風潮的指標鉅片《海角七號》。

 《大尾鱸鰻》劇情主軸的父女情，指涉的是現實世界裡的豬哥亮和女兒謝金燕的情感糾葛，若要有個完整的觀影經驗，可能必須聽完豬哥亮唱的片尾曲再離開戲院，因為整部電影也可以說是《我是恁老爸》這首歌的電影版MTV，歌曲作詞者是去年金鐘獎以蕭煌奇演唱的《阿爸的虱目魚》擊敗其他五首華語作品得到最佳作詞人獎的武雄，同樣突顯出台語作品優異的唸歌氣質，由豬哥亮詮釋味道十足。

 本片列為輔導級，許多評論視為豬歌亮餐廳秀轉進大銀幕插科打諢，隨著全台票房火熱，引來影評議論，有篇可能是罵最狠的說此片不諱言屎尿、髒話連篇、毫無內涵與深度、只求感官刺激、是低俗下流的「賤民」電影；另一篇也罵很兇的劈頭就說此片沒水準，「作踐台灣話、作踐這片土地的投機商品」，如此痛罵的力道本身，在其批評標的電影髒話台詞之外其實也形成了一種語言奇觀。

 不少評論也說批評的《大尾鱸鰻》針對中南部觀眾喜好，受限於地方口味，無法出口、無法擴大市場云云，然而其實此片在台北票房也破了億，不知道為什麼中南部觀眾一來共襄盛舉，就要投以異樣眼光，甚至說出只拍這種片，永遠就不會出現《少年PI》的怪異評語。

 首先，沒有人說台片只要拍一種片；再者，這就好像說，只拍《海角七號》，永遠不會有《色戒》一樣。而就台灣電影發展史上的意義來講，是只有《色戒》好，還是只有《海角七號》好呢？

 值此《大尾鱸鰻》發燒期間的議論，有點像是當年對《海角七號》太過鄉土、走不出去的評論，大致可以說是對於一種台語流行文化現象的質疑與焦慮，像是前述影評發問，豬哥亮的表演無非就是「蟹行歪脖、老氣橫秋」，為什麼觀眾就吃他那一套呢？

 然而，就片論片，這片在網路笑話、國罵幹譙、尤其素珠重砲飆罵的語言表現外，主要還是傳統感情戲路的父女情深與男女主角兒女情長，雖一般歸類為本土風格，劇情鋪陳允稱平衡，觀眾群沒有明顯的年齡區隔，我去看時還有位歐巴桑看到睡著，被同伴叫醒，反倒是一位年輕人高呼台語真是太有趣了。當然此片就是輔導級，而老派文青影評，也不必過於老氣橫秋、橫眉瞪眼啦。

同場加映：
鱸鰻之爭 一部喜劇不可承受之重
~~每一部電影的成敗都很絕對，沒有哪一部可以救得了或害得了其他電影...
~~任何一個電影市場都需要各種類型同時存在，而這些類型的價值從來就不是靠品味高低來決定的... 詩詞文學與俚俗髒話同樣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存在意義...
~~明明是喜劇卻讓觀眾笑不出來，或是自以為在搞藝術電影卻又平庸至極，那才是該讓人擔心搞垮國片的電影...

豬哥亮金金
~~

盛行於七O至九O年代二十年左右時光豬哥亮所代表的秀場表演形式，或許在一些「高級文化人」眼裡，那些非台語不能傳達的鹹溼趣味，以及「你娘卡好」等豬哥亮口頭禪，活脫是低俗台客文化集大成者，然而在大眾流行文化表演史上，代表的是在電視等主流華語媒體之外，台語演藝滾滾伏動於常民領域的堡壘重鎮...

秀場.豬哥亮.國民演藝 (邱坤良)
~~社會對藝人採取雙重標準，不尊重「國民藝人」角色與演藝成就，也是一大因素... 檢視藝人言行舉止的同時，社會亦應省思是否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

五評謝長廷的憲法論：執政的焦慮

謝長廷於年初提出「親美、和中、對決國民黨」的主張，持續其執政總路線的邏輯推演。所謂「親美」、「和中」，和馬政府的外交政策趨同，以其為支點在內政議題上「對決國民黨」。此正如謝提出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為台灣內部共識基礎，以其為支點來結合「中華民國派」與「台獨派」，反制走向終極統一的中國國民黨。

而所謂「對決國民黨」，雙方交鋒，尋求聚焦內政、單點突破，是不脫一份焦慮感的。對政黨而言，是何時能再重新執政的焦慮；在相應的社會意識動員上，也是對政治性的台獨意識以及去政治化的台灣意識進展至高原期、不易突破的焦慮。就像謝曾提到的，反核四必須及時阻止燃料棒裝填，否則生米煮成熟飯造成既定事實就來不及了。

這份怕來不及的焦慮感，在核安議題上真切而實在，在台灣前途的想像上則常常遭到奚落、輕蔑，如批評謝的憲法論或和中主張，係為了速求執政，輕率妥協於中國國民黨的立場。

學者吳介民在其新著《第三種中國想像》，就鋪陳了反焦慮論述，將藍綠支持者雙方心裡一體化為一種焦慮感，「綠色焦慮，剛好與藍色焦慮，形成對偶性的共生關係」，一方焦慮著「再不趕快宣佈台獨，就會來不及」云云，另一方焦慮著「再不三通、台灣就要完蛋」云云。對綠營支持者而言，這種焦慮尤其是一種病徵，可以是一種「缺乏對中國社會的如實瞭解」的「菁英主義心態」，也可以是「台灣民族主義大眾化」的心理狀態，既高傲又流俗。

從台派內部的「台灣已獨立」和「台灣未獨立」理論與路線分殊來看，後者對台灣主權的焦慮感，也被前者視為猶疑、慌張、不夠理性，套上「急進」、「冒進」、「危險」、「退步」等凜冽辭彙，使用這套修辭策略的台灣主權已獨立派，為長期負載偏激污名的台獨運動，提供了一種溫和理性的想像，卻也使得非理性台獨形象在主流論述效應上愈益突出，反倒為台獨污名化傳統提供了延續的助力。

謝屬於台灣主權已獨立派，不主張強力訴求台獨，甚至被批評經常「修理台獨」，然而由於其流露的執政或反統焦慮感，和台灣尚未獨立派有了心理機制的連結，而有別於其他同屬台灣已獨立派人士隨時不忘讚美對手兩句的從容優雅的「穩健」姿態。

謝的「對決國民黨」路線，可集結抗衡力量於內政主戰場，砲火集中，對中國國民黨施政進行較猛烈的攻擊，主訴重新執政，亦即訴求取代和弱化中國國民黨此一阻擋台灣終極獨立最大結構性力量，以此前景做為與台獨路線的連結與交集，匯聚台派能量，建立共同陣線，共創台灣未來。

四評謝長廷的憲法論：台獨主流 or 台華合流

謝長廷的憲法論，內外有別，有其虛擬/消極與具體/積極的面向。

謝主張以憲法為基礎，用「中華民國」名稱進行兩岸交流，表示中共如「宣佈中華民國憲法無效」，「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制憲」。究其實，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中華民國憲法」的取代與否定，不必也不會「宣佈無效」，所以這是個虛擬命題，制憲與否視中國政權態度而定，是被動與消極的。

另外一方面，謝主張建立台灣內部共識，基礎設定為憲法，其實質為已經朝野7次修憲、確定台灣現行總統直選/單一國會體制的憲法增修條文。也唯有在這台灣在地增修體制中，「中華民國」和「憲法」才具備了現實運作的意義，蓬壁才能生輝。

從流亡來台遷占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到遭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長期凍結的中華民國憲法，再到如今台灣據以施政的憲法增修條文，台灣各界對「中華民國」和「憲法」認同強弱，形成一個清晰的光譜，訴諸憲法增修條文其既定具體的存在事實，可大範圍投射在這光譜上，著手媒合或顯或隱的台灣國族意識，這是謝的憲法論積極的一面。

這積極的一面，主要是在台灣地位主張的「台灣已獨立」陣營裡相對顯現出來，對照「台灣未獨立」的主張，「台灣已獨立」是民主進步黨內的主流立場。

「台灣已獨立」論者的另一主要代表是新潮流系，如其理論家林濁水先生的「穩健台獨」論述，著眼於一個「台獨主流」的存在，也就是各項民調清楚呈現的台灣民心脫統趨獨大勢，形成紮實的台灣社會主流意識，可據以完善並鞏固台灣的事實獨立狀態。

謝則著眼於台灣民意抗拒統一，「急統」和「緩統」皆支持寥落，此「拒統主流」其實是「台獨主流」的另一種說法，但相對於意念先行、巨視籠統的「台獨主流」，謝明確劃分出「台獨派」，以及「維持現狀派」或「中華民國派」，主張兩派結合，守護台灣不被急統，共同面對中國的打擊，維護台灣主權現狀。

台灣社會客觀大勢，脫統趨獨，但台灣主流民意是拒統，不是台獨。台灣主流意識，流露出拒統的情懷與氛圍，卻欠缺台獨的立場與態度。從拒統到台獨，距離似近實遠，台灣人獨特的「維持現狀」意識展延其間，甚至希望這過渡「現狀」永遠維持下去，就像旅人寧願一直待在過境大廳裡，說這地方豪華舒適，且慢回家。

台灣人這種奇特的懸盪主體思維，一種為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中華民國或青天白日紅旗所牽引和滲透的自主意識，光是視其為不可逆的滔滔「台獨主流」的一部分（雖然客觀上、事實上是如此）伺機吸納是不夠的，而必須將其有效勾連到台派的終極台獨陣營，在整個台灣的政治形勢上產生意義。

準此，在「台灣已獨立」的認知框架下，謝的台華合流原則，以其形塑的意識型態根基並據以進行的民意動員與操作，看來是勝過台獨主流原則的。

謝的憲法論，代表台派體制內改革路線在理論建構與實際做法上的極限努力，可以說再多走一步就不是台獨，與各路台派的緊張關係無法避免。謝明確標舉的重新執政大旗總目標，所關聯的主訴政治實力的台派執政總路線，以及主訴文化思想與社會運動的台灣獨立總路線，兩個總指導原則之間的呼應、聯合、折衝，仍是待解的習題。

三評謝長廷的憲法論：（反）台獨

2007年初，李前總統接受《壹》週刊專訪，重申台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不需要再講台獨，甚至表示追求台獨是退步的、危險的。

台灣已經獨立，台獨或統獨爭議是假議題，李曾多次宣示，謝長廷呼籲支持獨立者和主張維持現狀者（或中華民國派）結合起來的反統一「結合論」主張，也常夾帶「高喊台獨沒實質意義」等說法。

《壹》週刊將李前總統專訪標題定為「棄台獨」，引發論戰風波，如此的過度引申，和謝被指「修理台獨」或甚至「反台獨」，看來大致是同一套的（反）台獨修辭運作。以素有「台獨理論大師」之名的林濁水先生對李謝的相關評論為例，一窺此修辭運作。

2006年8月，對於李前總統有關凝聚新時代台灣意識的談話，林撰文指出，李前總統邁進「穩健台獨」，大讚其將「台灣主權已經獨立」以及「台灣主體意識」（替代「本土政權」訴求）兩項主張互相扣連，「重新界定了他在台獨實踐中新的戰略位置，可說格局宏大。」

去年10月，林撰文指出台灣社會「認同獨立者已遠多於統一」，總統直選與廢省後的台獨體制「改造基本上完成」，在國際承認上則因目前國際形勢「無法以政策強求」，以上「台獨三大工程」皆不再需要或應避免強力訴求。

此不強力訴求台獨的主張，和李謝本為一致，然而林接著以「事實獨立要不要加以鞏固」，做為「支持台獨」和「反台獨」的評斷標準，而謝屬於後者。

其實，林李謝三人皆主張「台灣主權已經獨立」，而鞏固此獨立狀態的方法，李訴求強化台灣主體意識，謝則訴求聯合反統大軍，「穩健台獨」則訴求吸納中間、把台獨極大化，不能說誰就比誰更「鞏固」。

台派包括「台灣已獨立」論者和「台灣未獨立」論者及各自進一步的分殊，其間不同的理論與路線，不必擴大詮釋為台獨與反台獨的矛盾。李不是「棄台獨」的話，謝也不會是「反台獨」。

李謝林代表的「台灣已獨立」論者，路線與策略問題必須一體看待。問題之一是，諸如「喊台獨沒有實質意義」、「不需要再講台獨」、「台獨是假議題」等等說法，其實是不需要講的，講出來也沒有太大意義，一來台灣主權獨立現狀從來不是那麼穩固，二來這些說法容易掉入在台灣根深柢固的台獨污名化與瑣碎化傳統。

「台獨」有多少的在地正當性，「喊台獨」就有多少自然可親的本質。綠營內部「喊台獨」者和「不喊台獨」者必須形成聯盟共同體，從而進一步感染影響整個台灣社會。

二評謝長廷的憲法論：一中公案

2008年總統大選民主進步黨黨內初選，執政時期的1位副總統和3位閣揆參加角逐，謝長廷先生贏得最多黨員票勝出，當時有學者指出，深綠支持「憲法一中」，大概會成為歷史公案。

陳儀深老師評論謝的主張曾指出，目前中華民國憲法是經過李登輝與陳水扁兩位總統任內合計7次修憲的「增修條文體制」，一旦強調這部憲法，至少是兩中，不會是一中。謝自己的說明是，修憲已經修改了許多不合理的部份，所以「要求制憲的必要性與強度已經降低」。

進一步來看，李陳執政20年期間朝野聯手修憲的產物，實質上並非一部不一樣的憲法，而是一部全新的《憲法增修條文》，有其一定的制憲內涵。從主張「制憲」到認可「修憲」立場，兩岸之間所謂的創造性模糊空間，李前總統說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謝的說法是「憲法的特殊關係」。

儘管謝明白表示反對一中，陳儀深老師也認為以謝說法的內在邏輯來指責其主張一中並不公平，然而至今眾口紛呈的「一中公案」，主要還是圍繞著其中夾帶的一中、至少是不反一中的內涵，甚至直指謝「一中反獨」，把這種立場放在曾經位居民主進步黨主席、執政閣揆、副總統與總統候選人身上，果然是公案中的公案了。

從台派策略與路線來看，認可修憲7次的現行增修條文體制，是否就是「一中」？主張現狀已經獨立、不再直接訴求，是否就是「反獨」？有其修辭和語意上推敲的空間。從正藍反獨的角度，或可得到若干反思，例如批評謝主張結合「中華民國派」是權宜之計，是為了掃除民進黨重新執政的障礙，其實依然自外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一直都是一個「權宜」的存在，藍營束諸高閣，綠營另創增修。記得每年12月25日的聖誕節曾恰巧是「行憲紀念日」，所謂「行憲」卻是內涵寥落，像是西方傳統裡沒有聖誕老人的聖誕節。

或說「憲法共識」與「憲法各表」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某種程度也是對的，這類國族概念層次的政治主張，本可視為高來高去的抽象語言，所謂「中華民國憲法」，更是最高級的抽象：國者殘損不全，憲法則已大修，如此雙重疏隔於原物的存在，要拿來為台灣前途卡位，在論述上與作為上都不會是容易的。

一評謝長廷的憲法論：綠色劇場的藍色道具

謝長廷重提在台灣建立「憲法共識」，與中國「憲法共表」，再次於綠營掀起波瀾，民主進步黨蘇貞昌主席說這不是黨的立場。其實謝的台灣地位主張（根據憲法獨立行使主權）係植基於民主進步黨內「台灣已事實獨立」的主流思維，只是大剌剌搬出藍色道具在綠色劇場上演，就像在綠營集會上舉著車輪旗一樣刺眼吧！

    中國國民黨於中國執政（1928-1949）末期產物的「中華民國憲法」，搬來台灣長期遭到冷凍，「戡亂時期」結束後又被增修條文取而代之。這部失去原始根據地、神主牌性質的憲法，經過台灣民主體制調整後成了選總統的依據，所謂「憲法一中」，頂多就是歷史過程中另類縹緲的一中，或旁生歧出的兩中。

 

    台派論述台灣地位，常引用與日本簽訂台北合約（中日和約）的蔣介石屬下外交部長葉公超指出「中華民國並非依法領有台灣的看法」。台派以蔣自己的外交部長的觀點來佐證台灣地位未定，自然是強而有力，也算是個藍色道具了。

 

    然而我們也知道，號稱文學與外交才子的葉公超（前北大、清大外文系教授）於1961年駐美大使任內被蔣拔除職務，回國後遭到冷凍，據說是因為葉被密告在美國言行對蔣和國民黨極為不敬的緣故。台大外文系名譽教授齊邦媛女士在自傳《巨流河》（2009）裡回憶，在當年位於台中霧峰北溝的故宮博物院兼差翻譯的經歷，「最難忘的是曾任外交部長的葉公超先生陪伊朗國王和泰國國王來訪的那兩次」，當時葉已遭罷黜，身分是「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

 

    台北故宮於1965年成立後，「中央博物院」成為前故宮院長杜正勝所說的「一個被遺忘的傳統」。根據杜所著《藝術殿堂內外》（2004）一書，其接任院長「世紀五願」之一就是恢復「代表中國知識分子最進步一面」的南京中央博物院傳統。

 

    中央博物院於1933年成立籌備處，與中研院史語所關係密切，首位籌備處主任即為時任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杜正勝轉任台北故宮院長之前即為史語所所長。杜指出，由於中央博物院「旨趣、風氣和興味與故宮博物院頗有距離」，這「兩個機構和兩個傳統，決定取舊遺留而棄新學風」，中央博物院被併入台北故宮後實質消失，為中華意識形態與政治現實服務。

 

    中國國民黨所建構的「中華」傳統，是極具選擇性的，杜任台北故宮院長志在恢復的中國近代「新學風」，於中國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再一次遭到放棄，併同其入閣參與政務（後擔任教育部長）的民主進步黨8年執政，也成了「一個被遺忘的傳統」，隨著陳前總統入獄，被遺忘，被羞辱，說那是「空轉的8年」、「失落的8年」。

 

    中國國民黨本就擅長抹除、醜化非屬其「正道」的傳統，遷佔據台後的首要目標就是二十世紀上半在地日治傳統，「中華民國」本身傳統也不例外，如醜化1912年至1928年的「北洋政府」，和同樣擅於抹銷歷史的中國共產黨正統史觀一樣謂此時期軍閥亂政，國事頹唐。

 

    然而近來學者陸續為其翻案，重新顯現出一個經濟高度發展期，司法制度與新聞事業奠基期，以及學術思想活躍期（產生如傅斯年與葉公超等於北京大學求學或執教的新世代年輕學者）等等新的歷史圖像。

 

    耐人尋味的是，如杜正勝院士的努力，在台灣的政治光譜被視為「獨派」，其內涵之一則為恢復近代中國進步傳統，這代表獨派的思想內涵與其說是「去中國」，不如說是重新認識發掘被掩蓋的、國共兩黨聯手抹除的「被遺忘的傳統」。

 

綠色劇場，果然是不缺藍色道具的。
**刊於想想論壇：綠色劇場的藍色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