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獨立影評--不同的過去，共同的心酸

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醫師日前接受公共電視專訪，回答蔣經國和228等轉型正義相關問題，提到去看了《KANO》跟《軍中樂園》這兩部電影，他的外省籍朋友看《軍中樂園》哭得唏哩嘩啦，他覺得奇怪，「有那麼感人嗎？」而對於《KANO》大都講日語，外省籍朋友不理解，柯文哲則回憶「我小時候聽得懂日語，長大以後才變成不會的。」對此，柯醫師說「我們有不同的過去，但是我們有共同的現在」，下一個問題是要不要走向共同的未來。

所謂的「不同」與「共同」，是什麼程度與哪個層次的問題，若談個人之間的不同背景和社群集體的共同元素，實難有定論。可以檢視的是，「不同」的成長背景（「老芋仔」爸爸的故事vs.講日語的家庭環境），在台灣電影這個「共同」的大眾文化平台上，「不同」比例的呈現力度。

簡言之，中國國民黨長期在台主政，外省背景的文人活躍於台灣文藝界，使得外省族群飄零異地的流離經歷，相對於本土歷史文化自我異化的生活經驗，得到超乎比例原則的揮灑空間。

以前述《KANO》跟《軍中樂園》這兩部代表不同的過去與族群記憶的電影而言，台灣人講日語在近幾年以「新台語片」為主幹的台片復甦後才有，而讓外省第二代飆淚的「老芋仔」故事，老早就以眷村電影成為領導品牌。1980年代啟動台灣新（浪潮）電影的指標作品《小畢的故事》，即為改編自朱天文作品的眷村片。

1983和1984連續兩年金馬獎最佳劇情片，頒給了《小畢的故事》和《老莫的第二個春天》這兩部眷村片，對照1982年的最佳影片《辛亥雙十》，台灣電影史上的典範轉移時刻，敘事模型從氣吞山河的「大中國」，交接給了溫情內斂的「小中國」。眷村片自此涓滴長流，如李祐寧導演繼《老莫的第二個春天》後拍攝的《竹籬笆外的春天》（2005）和《麵引子》（2011）眷村三部曲。

最近的例子像是去年的賀歲片《逗陣ㄟ》（2013），拍成了一部極度樣版老梗的眷村片，梁修身飾演的外省杯杯永遠是那麼溫柔敦厚，江淑娜飾演舉止乖張的本省媽媽（及其伸手要錢的弟弟和粗線條的本省籍厝邊）則等著融化在無止盡的鐵漢柔情裡，最後一場停不下來的馬拉松長跑戲，真以為這樣的族群刻版形象能跑出什麼像樣的未來？

其實，外省人背景並非千篇一律，眷村內涵也不是一體同質。1983年和《小畢的故事》同時入圍金馬獎最佳影片的《搭錯車》（男主角孫越成為當年影帝），也是一部「眷村片」，然而前者屬於國軍「列管眷村」，後者則是部分老兵自行搭建聚居的「非列管眷村」。

根據高雄市眷村文化館的資料，1984年全台列管眷村共888處，近11萬戶，1996年制定改建條例後陸續清空拆除，非列管眷村則像《搭錯車》裡孫越住的房子一樣，自1980年代即開始拆除違建兼趕人。

整體而言，《小畢的故事》主要是對舊時代或某種外省文化氛圍的緬懷，《搭錯車》則訴求社會變遷和居所流離的無可奈何，端看前者眷村少年長大加入軍旅，後者老兵在養女演唱會歌聲中過世的晚景凋零，兩片基調天差地別。

當年台片賣座冠軍《搭錯車》，在台灣影史的地位遠不如同時期的《小畢的故事》、侯孝賢導演《兒子的大玩偶》和楊德昌導演《海灘的一天》等新電影開山之作，這關乎一個典範的建立，中國國民黨營中影公司1960、70、80年代分別創立健康寫實、愛國抗日、新浪潮等電影品牌，都是很成功的電影運動，不是贏得票房，就是贏得進步形象，其文藝精神至今統領台灣人心，綿延不絕。

其實，「新電影」的內涵，也不是一體同質的，先德先賢兩大導師之間就有微妙而根本的差別。楊導曾表示，自己家庭的公教背景和軍系眷村差異頗大，1991年金馬獎最佳影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資深影人焦雄屏評語：「楊德昌鏡下的外省人，不僅是一竿子打盡的統治階層／既得利益份子，他們多的是卑微而無望的市井老百姓。」

卑微無望的市井小民，總是以各個族群之名訴說各自的際遇滄桑，這是跨越族群邊界的，不同的過去，共同的悲涼與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