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眷村外 Mainlanders Out of China

李筱峰教授的「中國國民黨黨員的成分分析」，提到其中一種成員是多屬基層軍公教的外省黨員，如今大都「扮演深藍鐵衛隊」。對於軍公教的「黨性」，在此提供一點補充。有「三民主義」戲稱的「軍公教」，其實並不那麼同質化，不一定都那麼「深藍」，尤其擁有主流「外省」形象的軍系眷村文化，並非所有外省子弟的認同對象。

前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黃建業先生著有《楊德昌電影研究》（一九九五），收錄了一段訪談，楊導自述於一九四九年一歲半左右隨都是公務員的父母從上海來台，住在台北市城中區，和大安區的交界處，「和眷村本身沒有關係」，而公教和眷村的家庭背景差異頗大，「只是沒有人討論」。楊導名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黃建業即評為「確切地書寫出外省人士公教家庭的特殊生活現象」，對於片裡一個軍系的「政工幹校化身」角色，楊導表示「掌握台灣文藝命脈的人都是這個派系出來的，他完全相信自己是搞文藝的」，而「這就是台灣文藝的一個問題」。楊導也談到中國文化的問題，謂其「一直在儒教文化裡面打滾」，「儒教的框架最適合一些君王來大一統」，而其實「文化的活潑性、接納性是超過這個」。

已多年沒有創作的小說家蔣曉雲女士於今年發表新作，與同為外省第二代的朱天文對談時提到，曾是地方議會議長的父親來台後成為一個生意人，她小時候跟著家裡女傭看了很多歌仔戲，習得一口流利台語，對「中華民國」的看法是：「中華民國只有民國一年到民國三十八年算數，到台灣之後就算還不是失去全部國土的流亡政府，國民政府的統治權局限在台澎金馬也就類似了。」在先前一篇〈都是因為王偉忠〉的文章裡，蔣曉雲提到再寫小說的緣由是為了「那些眷村外的長輩」，「不忍心讓王偉忠的成功把他們一整個時代都搬進眷村」，「讓後人知道台灣的外省人不是千人一面，『軍區大院』外面也有異鄉人的血淚斑斑」。

        蔣曉雲說，眷村外和眷村裡的長輩「從中國各省到了台灣，他們也都年輕過，熱情過，他們也有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透過楊德昌和蔣女士以及其他類似背景如小說《海神家族》（二OO四）作者陳玉慧的呈現，流露深刻的台灣在地流離經驗，適可脫離深藍鐵衛的「外省軍公教」刻板形象，成為台灣文化活潑性與接納性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