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二二八惘惘的威脅 A Sense of Post-228 Menace

二二八事件論述，為陳儀翻案為其一環，如作家張大春說陳儀「自奉極儉」，「開財源、輕賦斂、事建設」，「以台灣優先」，「主張民主、落實地方自治」，可證「斯人斯懷和我們所熟悉的國賊斷案是有天差地別的」。

一九八六年成立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原始發起人之一的 林濁水 先生，也在近著《歷史劇場》裡說陳儀是「中國政界不容易找的好官」，其在財經上將「台灣特殊化」於中國經濟崩潰之外等等做為，有統治台灣的正面意義，卻「已經典型地被當做人民『正義憤怒』的傾洩對象和國民黨傾倒責任的垃圾桶」。

除了陳儀被妖魔化，林濁水也提及二二八紀念儀式的「英烈化」現象，「無抵抗之志而成群冤死者變形而被尊為英烈，恐怕在人類史上絕無僅有」，而像那些進攻高雄炮台壯烈而亡的，如今無人聞問，不見追崇，「這也是奇蹟」。

許多二二八「消失的菁英」，就是無辜被殺，連「官逼民反」的「反」都沒「反」，以林濁水標舉的希臘悲劇特質來看，既沒有無法自拔的價值衝突，也沒有悽愴悲壯的內心掙扎，不曾自己「一步步走向命定的犯行」，是不成其為震撼人心的悲劇英雄的。

然而，這些憑空消失的受難者，和壯烈犧牲的烈士一樣，在家屬和許多台灣人心中留下的創痛，同樣恆久而巨大，且更增添一份悲涼荒誕感。沒有自我矛盾，沒有內心衝突，不反不抵不抗，卻在不由自主的環境安排下，在蒼茫迷濛的錯亂時空裡，在「不可避免」的文化碰撞中，終致悲慘的結局，不必然不是震撼人心的。



        高雄中學自衛隊副隊長陳仁悲老先生，回憶當時組織鬆散、沒有先進武器的學生自發防衛校園行動竟招來軍隊血腥鎮壓，其無奈與悽愴，是紀錄片《憶站》以及聯署呼籲將雄中自衛隊故事拍成電影的情懷底蘊。

張大春說二二八事件「留下的不是歷史真相，而是歷史效應」。排除了這樣那樣的「歷史效應」，或許有些人沒那麼可惡，或許有些人沒那麼偉大，然而陳儀的歷史定位只是小焉者。若要說「歷史效應」，那就是有一股惘惘的威脅與荒誕感，一直靜靜穿透著台灣人的自我與存在。紀念二二八，或許不是向崇隆壯闊的古典悲劇致敬，但終究是對台灣荒忽歷史情狀以及人生酷烈異境的悲憫注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