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號》的主動與被動

《海角七號》的日本元素，觸動了存在台灣的一條敏感神經。在此就兩位學者提出的問題，做為討論的軸線。



        兩位都是中央研究院的學者，一位是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儀深先生，一位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陳宜中先生。前者的問題是：「昔日被背叛的[老友子]是台灣人，今日發揮主動精神的[阿嘉]也是台灣人，為什麼不是日本人來彌愆補過呢？」後者的問題是：「《海角》的選擇，是與想像中深愛台灣的日本結合…但是，台灣人的主體性究竟是什麼？台灣人難道只能是被動等待救贖的「亞細亞的孤兒」嗎？」



        這兩個針對日本而發的問題，正好是個對比，一個認為台灣人太主動，一個認為台灣人太被動。



        這兩篇影評著重分析的愛情關係，同樣也是對比。認為台灣人太主動的，關注焦點是各個表現搶眼的配角，「劇中大大小小的人物都經歷著不同類型的愛情」；而認為台灣人太被動的，關注焦點是男女主角，「拍出了台日相思，特別是台灣對日本的苦戀」。



        另一個同樣齊整的對比是，認為台灣人太主動的，關心的是電影中「在」的、清楚呈現出來的，那些「小人物也能實踐」的「生活的大道理」；而認為台灣人太被動的，關心的是電影中「不在」的、隱藏的或暗示的，例如「幾乎不曾出席」的「外省人」和「一九四五年接收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這樣的被[日本]殖民慾望，似乎還隱藏著對一九四五年以後中華民國/國民黨統治的有罪控訴」，「《海角》的台日苦戀戲碼，似暗示『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和解』仍遙遙無期？」



        上述「歷史的大道理」，其實才是正港的「被動」，從原本隱藏或暗示的狀態「被動」挖掘顯現出來，而挖掘的動作，卻不能不是「主動」的。在這樣的「主動」挖掘出「被動」的評論慾望下，就知道為什麼台灣人即使明明是「主動」去追尋愛情的，明明是「主動」去實踐生活的大道理的，明明是「主動」要去回歸歷史原點探求情感厚度的，明明簡直要成了大鬧樂團的過動兒的，卻還是被看成「被動等待救贖的亞細亞孤兒」了。



        也就是說，台灣人再怎麼「主動」，也逃不了那隱藏著的龐大「被動」內容，也還是要一再被質問台灣人的「主體」在哪裡，也難怪陳儀深先生一開始就說要撇開「殖民 / 後殖民」這玄之又玄的議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