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兩年最重要的年度台片，也就是《海角七號》和《不能沒有你》，導演魏德聖和戴立忍都以楊德昌導演為最深刻的影響力量，這是巧合嗎？
楊導和侯孝賢並列一九八O年代的台灣新電影大師，一知性一感性，一都會一鄉野。楊導像個台北影像詩人，在英文名為「台北故事」（Taipei Story）的《青梅竹馬》（一九八五）、《恐怖份子》（一九八六）、《麻將》（一九九六）和《一一》（二OOO）等作品中，呈現會都的荒涼與哀愁。和楊導比較，侯導對台灣影人的感染似乎偏向某種氤氳的「氛圍」，楊導則是顯現根植於一種心理結構的「意理」。
另一位台灣大導李安，則對比出更清楚的意向差異。李安曾於回台受訪答覆有關國家認同的問題，表示受台灣土地涵養，但他的文化認同是父親從中國帶來的中華文化。李安說「欠台灣一部電影」，楊導則對台灣在地社會面貌多所探索。如二OOO年坎城最佳導演作品《一一》，描述一個台北中產家庭，飾演爸爸的吳念真回去日本重溫昔時戀情，呼應吳念真自己導演的《多桑》（一九九四）裡父親的日本情結，嵌入媽媽、兒子、女兒等共四線發展的緊密架構，形成有關一個本省籍老爸和外省籍老媽家庭的一部十分溫暖深邃的作品。
楊導對在地歷史文化多了不少理解與呈現，一部分源自對自己外省子弟社會位置的認知。影人黃建業先生和楊導有段訪談，收錄在《楊德昌電影研究》（一九九五）一書裡。楊導自述，於一九四九年一歲半左右隨父母從上海來台，住在台北市城中區，和大安區的交界處，「和眷村本身沒有關係」。楊導的父親任職中央印製廠，母親在中央信託局，都是公務員。楊導表示，台北市有許多政府單位，因此，公教子弟非常多，而公教和眷村的家庭背景差異頗大，「只是沒有人討論」。
楊德昌獻給父母親那一代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黃建業先生評為 「確切地書寫出外省人士公教家庭的特殊生活現象。」焦雄屏指出，「楊德昌鏡下的外省人，不僅是一竿子打盡的統治階層／既得利益份子，他們多的是卑微而無望的市井老百姓。」這外省權貴和底層民眾的對比關係，代表全台灣的本土實相。可以說，相對於外省眷村主流的公教非主流演義，代表一種從中國帶來的卑微與荒涼的「中華文化」吧!
**＜台灣大戲院＞ 《一一》異次元與總統
**新電影的台灣經驗
**外省人的身份位置與在地認同
**《海角七號》與《麻將》--台北台北 sayonara
**《海角七號》與《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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