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劉曉波、解嚴30年

**刊於自由廣場

1989年4月，中國北京傳來民眾和學生陸續集結於天安門廣場悼念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事態逐日擴大的消息，當時我在新竹的大學教育即將結束，不自覺哼唱《龍的傳人》，民主震撼隔海共感沒有違和。

然而事後回顧，同一年同樣的4月，追求獨立建國的鄭南榕台北自焚身亡事件，並未以同等共感比例進入當年大四生的意識天平；那年政府掌控的傳統三台尚且派記者冒險前往北京採訪同仇敵愾，對鄭南榕事件則清一色負面討伐，仿佛亂黨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那已是解嚴後兩年，再兩年後的1991年，發生調查局進入新竹清華大學抓人的獨台會案，促成懲治叛亂條例和刑法相關條文的廢止，當年的清大校長，是2008年馬英九政府第一任閣揆劉兆玄。

今年是解嚴30週年，然而其實台灣社會並沒有真正的解嚴，政治意識和文化氛圍沒有一個真正的戒嚴的終點，包括近日台灣社會各界包括蔡總統對中國人權鬥士劉曉波的悼念，其實也讓人聯想當年對天安門和鄭南榕事件關注程度的差異，也就是捨近求遠、重華輕台，陳前總統遭政治迫害等在地案件反而得不到等比例的關心。

台灣是全世界最有資格也最有必要提防中國政治與中華價值以各種形式浸染滲透的準國家，以台灣自己的立場和角度來看待和紀念劉曉波等中國人權案件，是自然而且必要的。

蔡總統解嚴三十週年感言，「下一個三十年，我們要用同樣的勇氣，打造一個未來不論誰當選總統，台灣人民都不再需要擔心台灣主體性會消失的政治環境」，如此形同台灣獨立宣言的內涵，是必須以台灣本土如陳前總統政治迫害案的赦免與平反開始的，否則只是放諸華人社會誇誇其談的空洞說詞而已。